上海行业交流群

大别山是一片红色的热土，也是出新闻、有故事的地方。我曾先后4次走进大别山。从记者到学者，身份在变，心境在变，但大别山赋予的震撼与感悟，如同山间的清泉，随岁月流逝愈发醇厚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首次走进大别山，赴金寨县采访上海下放女知青王静建的插队事迹。时值隆冬，大雪封山，在该县知青办老张的陪同下，从梅山镇乘长途汽车出发，在与湖北交界的斑竹园下车，在大雪覆盖的崎岖山路上艰难跋涉40多里。面对白雪皑皑的群山，我情不自禁地吼起了《智取威虎山》中参谋长的一段唱腔：“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，望飞雪漫天舞，巍巍丛山披银装，好一派‘皖西’（北国）风光……”中午找不到饭店就餐，只好到老张认识的一位民办教师家里蹭顿饭。

雀鹰翱翔大别山 郑金强/摄

在西河公社沙河大队几天，与知青同吃同行，看到两位女知青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穷困的大别山，一位当大队书记，另一位任会计，以打江山的革命前辈为榜样，带领乡亲们建设这片红色的第二故乡。一周的驻队采访中，两位女知青的故事，如山间的炭火，温暖了风雪中的老区，更诠释着知识青年扎根基层的青春担当。深夜，我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，将所见所闻凝结成广播通讯《春燕展翅大别山》。稿件在省电台播出后，无数听众被知青们的奉献精神所感动，而我也在这次采访中，读懂了“上山下乡”的真正含义，更读懂了大别山人民的坚韧与淳朴。

春回大别山，杜鹃花儿红。时隔十年，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与侯宏卫再次赴金寨县采访。金寨是“将军县”，也是贫困县，山高路远、交通闭塞，长期以来，“靠天吃饭”的传统农业模式让村民们陷入贫困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仍有二分之一农户没有脱贫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，科技扶贫的号角也传进了大别山深处。县委、县政府立足山区实际，东南亚在哪从1985年开始探索，1988年正式全面实施“119”科技扶贫工程：从省直、六安地区及本县组织100名以上科技人员，承包10个以上农业开发项目，扶持9000以上的农户。经过一年的实践，使七千多农户提前两年解决了温饱问题，其中少数农户已脱贫致富。科技不仅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，更唤醒了老区人民的思想观念。金寨觉醒了！

在返回的路上，望着山坡上一簇簇耀眼的映山红，欣然命笔，《老区人民的新觉醒——金寨县科技扶贫见闻》在《安徽日报》和省电台同时刊播，传递出老区人民在运用科技追求幸福生活的大道上迅跑的喜讯。

20世纪90年代末，我已转岗作社科研究，第三次走进大别山。这次是陪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、经济学家刘吉赴安庆和六安考察。刘吉先生是安庆人，对改革开放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，刘吉先生一路上感慨万千。我们的调研足迹遍布怀宁、霍邱、霍山等县，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走访霍山县诸佛庵小学。这所偏远的山村小学，是刘吉先生母亲曾经执教的地方。刘先生仔细察看了学校的教学设施，与师生们亲切交谈，他动情地说：“教育是立国之本，山区的孩子更需要良好的教育环境。”在金寨县，看到当地的发展变化，刘先生对县委书记张有德诙谐地说：“你有德又有才，把金寨县建设得有模有样。”这句话，既是对家乡地方干部的肯定，更是对革命老区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。

进入新时代，我和同事第四次走进大别山，前往岳西县莲云乡调研慰问。岳西，是大别山腹地的贫困县，也是我们社科院扶贫的联系点。这里是社会学研究员辛秋水先生文化扶贫的发源地。辛先生扎根岳西多年，提出“文化扶贫”的理念，通过兴办教育、传承文化，帮助山区群众摆脱贫困。走进莲云乡，我们看到了文化扶贫带来的成效。在党的“精准扶贫”方略指引下，莲云乡乃至岳西县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，形成“天干有旱菜，天涝有茭白，不旱不涝有茶叶；春有茶桑、夏有果，秋有茭白、冬有药，一年四季有旅游”的特色产业体系，最终实现了脱贫摘帽。

四进大别山上海行业交流群，跨越半世纪。从青春年少到鬓染霜华，我见证了大别山的沧桑巨变。而大别山人民始终不变的坚韧不拔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是这片红色热土上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。